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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罗马教会的兴起对梵二后天主教礼仪的影响

      公元312年,极富传奇色彩君士坦丁大帝统一罗马帝国,开始了对罗马这个大帝国的全面统治!在他即位之初,已然开始支持基督宗教的发展。并在其整个君主生涯中,对罗马教会的成长产生了几乎永不可磨灭的影响。罗马教会也在这位大帝及其子孙的支持下,气势磅礴的飞速成长。这其中的一些发展对后来整个的天主教会产生了极具深远的影响,本篇文章仅仅就其对梵二后天主教会礼仪的影响陈述个人的观点。
一、罗马教会兴起的时代背景
       在统一罗马帝国的政权以后,君士坦丁大帝以其卓绝的能力,对这个国家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宗教方面尤其显著。他与东方的奥古斯都—李西尼(Licinius)一起承认,自公元313年存在于其帝国内所有宗教的存在权力。在所颁布的《米兰诏书》(Edict of Milan)中特别提及基督宗教,并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米兰诏书》最终为罗马教会带来了官方的无条件的承认,也带给了教会与种种外教的崇拜团体平等的地位。由于君士坦丁大帝对教会的支持和拥护,教会不久以后还获得更多的特权,尤其是原来的“国教”所掌握的特权。这在政治上以君士坦丁大帝无上的权威决定性的把基督宗教高举为罗马帝国的新国教,使得教会信众可以光明正大进行对天主的敬礼,这是教会最为华丽的一次转身。
       基督宗教借着时代的机遇由之前的家庭教会模式,大角度的转变身份,成为强大的罗马帝国的国教。这对于脱离了犹太教,以独立的宗教形式进行发展的基督宗教及其重要。在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下,基督宗教已经开始其在新时期的发展。教会对于被社会认可,被大众接受有着及其强烈的渴望。《米兰诏书》的颁布,正好契合了教会的这一迫切需要。教会借着这个诏书及其迅猛的扩展,并极大的提高了本身的社会地位。
       整个社会因着《米兰诏书》的颁布,也开始了对基督宗教全新的认识。人们热忱的修建富丽堂皇的教堂,完善着有关教会的一切著作,教会礼仪所用的经书及器皿也变得华丽高贵。并且教会内部也因着时代的改变产生了不小的变化。借着《米兰诏书》及君王的一系列规定,神职人员开始走向特殊化,成为当时社会一个高贵身份的代表。进而教会的礼仪也开始宫廷化。原本的聚会越来越远离大众,成为神职人员的神秘敬礼。总之,因着君王的支持,整个教会迅速的进入系统化,正规化的发展状态。但是,由于教会地位的急速膨胀,也为中世纪教会的腐败留下了隐患。
二、罗马教会兴起时期的礼仪特点
       由于君王及社会上层人士的支持,教会的礼仪开始走向宫廷化。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期,教会的敬礼方式作出了明显地改变,但是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完全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的领导,反之,第四世纪的许多发展是源自与第三世纪,甚或更早。
       自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礼仪变得复杂。大群的信众,大量的神职人员,特别的职务者在宏伟的空间内游行、歌咏及祈祷。宫廷的仪式非常大的影响着基督徒的崇拜敬礼,并在礼服、人物及举止上加入了从未见过的新元素。比如:个别的福音书和书信集都在第五世纪时面世,并慢慢发展成读经本,在这读经本内收录了整个礼仪年内每天所选读的圣经章节。并且,大家都关心在公众祈祷中的那份正统性。这些发展也就引发了新的书籍来记录复杂的礼节,并协助那些举行礼节的人进行规范化的敬礼。
在君士坦丁大帝后期,对于礼仪书的尊崇逐渐增加。在建筑上,不单设置特别的位置来宣读圣经,同时也有特制的书柜来保存圣经。只有那些被委派的人士才可以阅读及照顾圣经。伴随而来的就是,人们较喜欢采用黄金和白银制造礼仪器皿,重视工匠的手艺,强调这些器皿的神圣性。而这些器皿和制造它们的特殊工匠,都是经过挑选,而特定为做这事的。
       这时期的许多礼仪书本及器皿,本身就是珍贵的艺术品,除了它们所代表的的内容,物品外观也是很有价值的。
三、罗马教会的兴起对于天主教会梵二后礼仪的影响
       1.对于梵二后教会礼仪积极的影响。
       梵二《礼仪宪章》中提到:因此礼仪最足以使信友以生活表达基督的奥迹,和真教会的纯正本质,并昭示给他人。所以,礼仪既能使教内的人,每日建设成以吾主为基础的圣殿,成为在圣神内的天主的住所,……礼仪又能把教会显示给教外的人,好像树立于各国之间的旌旗,将散居的天主儿女,齐集麾下,直到同属一栈一牧。所以现在的礼仪框架基本上源自于罗马教会兴起的这段时期。
这一表述很可能是受到了君士坦丁时期教会发展形式的影响。而这影响集中表现在神圣礼仪和圣经及礼仪书敬拜两个方面。
       1.1.对于神圣礼仪—感恩祭的影响
       首先,在教难的压力消失后,新时代中的教会在各地建立了教堂和大殿,其中很自由地堂而皇之地发展了教会礼仪。礼仪的基本框架是固定的,尤其在感恩祭那里,然而,在一些细节方面发生了变化。
罗马人的思想习惯与东欧一代希腊人的思想习惯不同,罗马人讲究实际,实事求是,此习惯从罗马的建筑物和罗马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中表露无遗。这种精神反映在罗马教会的崇拜敬礼中,其仪式以庄严朴实见称。这时,罗马礼的弥撒,无疑披上了隆重的仪式和歌咏,在本质上,它是一种非常简朴的礼仪。有力的引领会众的思想集中于祝谢行动。比如,在感恩祭的“圣道礼仪”后,再不会遣送那些望教者和“忏悔中的人”,或至少不会在那么强调这个因素。这样,那些望教者和作补赎者也能够参与整个礼仪。这与梵二礼仪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方向。梵二礼仪宪章第26号提到:礼仪行为属于教会全体,表达教会全体,并涉及教会全体。两者都在强调教会礼仪欢迎信友的参与,并愿意接纳信友在其中的不足处。
       再者,在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开始重视礼仪参与人员的培养,尤其是重视负有责任的人员,他们与举行礼仪的神职人员一样受到极其严格的要求。比如,只有参与礼仪游行的歌咏团可以与神职人员一起进入至圣所,这就首先表示了对礼仪参与人员的高要求。梵二礼仪宪章第28号:在举行礼仪时,无论是司祭或信友,每人按照事体的性质和礼规,尽自己的任务,只作自己的一份,且要作的齐全。
当然,梵二的要求比之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罗马教会兴起时期对礼仪参与人员的高要求为后来的进步提供了方向。
       1.2.对于圣经和礼仪书敬礼的影响
       在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晚期的时候,对于礼仪书的敬礼逐渐展开,为了表达对于圣经和礼仪书的尊重,各种礼节开始进入天主教会的神圣礼仪中,并被赋予特殊的涵义。首先就是感恩祭中圣道礼仪逐渐成型,其次就是生活中对于圣经和礼仪书的尊敬逐渐增加。
       首先,后君士坦丁时期,是由即兴祈祷转移为规范礼仪祷文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团体都尝试去管制礼仪祷文和礼仪书的内容。这样的规范化最后扩展到整个教会。而梵二后教会在礼仪宪章第63号(b)中提到:应按照新订罗马礼书,尽快预备适应当地需要,包括适应语言的专用礼书;其议案送交宗座认可后,即可在所属地区使用。在编订礼书或礼节的专辑时,不可省略罗马礼书在每一种礼节的前端,所附的有关牧灵,礼规,或对社会有关系的训示。这就更进一步的统一了礼书的内容,并且没有失去礼仪的本地化要求。这与上述罗马教会的发展几乎一致。
其次,在君士坦丁后期,对于圣经和礼仪书的敬礼也开始增加,礼仪中宣读的读经也有这样的变化:早期的信徒有“持续”读法,但现在改为“片段”读法。单看梵二礼仪宪章第51号:为给信友们准备丰富的天主言语的餐桌,应该敞开圣经的宝库,以便使教友们,在规定的年限内,能够读到圣经的重要部分。梵二后的礼仪基本上是在君士坦丁礼仪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但是更加注重内容及实质。
       再次,罗马教会自从达玛苏(Damasus)教宗以来,也更多地注意到每年的庆节和节日,并在礼仪中表达这些庆节,也就是说:教会的礼仪年逐渐形成了。这在梵二礼仪宪章中也有相关的陈述,第104号:教会在周年期内,插入殉道者及其他圣人的纪念,因为这些人借着天主的各式恩宠,达到了成全境界,已经得到永远的救恩,在天堂向天主咏唱赞美的诗歌,并为我们转求。……教会向信友提供他们的模范,吸引大家,通过基督,归向天主,并借他们的功绩,邀得天主的恩惠。并且还在礼仪宪章第108号继续表达:信友的心神,……为此,各季节的专用礼仪,应在圣人庆节之上,保持其适当的位置,以便使救恩史奥迹的整个周期,得以正常举行。所以,梵二后的礼仪要求很多就是基于罗马教会兴起这段时期的礼仪发展。
当然,因着历史中不可抗拒的因素,罗马教会兴起阶段对于礼仪既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局限的影响。
       2.对于梵二后教会礼仪生活的消极影响
       罗马教会的兴起并非是因为社会对于基督信仰的接受,而是因着政治上的绝对支持,甚至可以说教会的兴起是因着成为了帝国改革一种工具。所以,这就不可避免的对教会以后的礼仪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消极的影响直到梵二也没有完全消失。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弥撒圣祭中的礼节行为,神圣礼仪的祈祷经文,神职人员的礼仪着装等等。
      2.1对弥撒及其他敬礼行为方式的影响
       罗马时期,由于政府力量的介入,使得这一时期的礼仪逐步走向宫廷化。到后来特利腾大公会议更加注重礼仪的统一性,各地方教会和各修会除有特准外,都该遵守罗马礼仪是惟一无二的礼仪。这就为后来的礼仪发展构建了框架。并且由于罗马人注重实用的文化影响,弥撒中人为的强加一些刻意的解释,以便使得某些精简的礼节得以顺畅。
       第二届梵蒂冈会议虽然打破这种观念,而主张所谓“统一中的多元”。东方礼仪,若得到许可,亦可实行。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有效的推动礼仪的地方化,很多地方还以罗马礼的形式举行敬礼,这就使得一部分新加入的信众并不能完全的理解教会的礼仪精神。比如,在中国,焚香献祭是一种向神明敬献的习俗,但是在教会礼仪中,却改为西方化的提炉奉香。其实二者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是由于罗马礼的影响,使得本地化的礼仪,阻碍重重!
在礼仪发展的期间,特利腾会议的神长们曾要求取消拉丁文行圣事的规定,但大会拒绝此项改革。梵二却大开门户,为了牧灵的需要,可用本国语举行圣事(礼仪宪章第三十六条)。这也是圣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留下的伟大精神。他认为教会应该是至公的,而不该总是罗马式的。
       2.2对神圣礼仪祈祷经文的影响
       教会初期除了圣经外,并没有其他礼仪书。到了第二世纪,罗马教会才有了雏形的行祭经本。如迦太基(三九七)和弥来咪(四O二)会议禁止那些未经会议批准的经书,一切经文必须有了准许后才可使用。圣盎博罗削在他的“论圣事”和“论奥迹”中也谈及礼仪经文。到了五和六世纪时,有Lectionaries,Antiphonaries,Libelli和Sacramentaries礼仪书出现。从第五世纪起,尤其第六和第七世纪时,圣良一世、圣则拉西和圣额我略教宗对罗马礼仪特别注重,礼仪方面有辉煌的成就。在东方教会礼仪也有相当的发展。耶路撒冷城的济利禄、圣金口若望和Monsuetia的戴奥多禄可说是其中柱石。厄德撒的雅各伯(James of Edessa,684-688)为西叙利亚人写了一本古老的集成。七世纪时伊索雅伯(Isho-Yab III)为东叙利亚人也写了一本礼仪书。这样,教会的礼仪书逐渐地得到统一,并且规范了祈祷经文。
但是,梵二会议后,开始要求教会注重本地化的发展,以便教会能够从实际出发,扎根于本地文化中。虽然会议提出了这样的邀请,但是就像弥撒礼仪一样,地方教会并没有完全的领悟。很多祈祷经文还是源于罗马教会兴起时期的规定。比如,每日晨道,信众们诵念的还是以司铎们翻译的古老经文为主;在各种敬礼中,还是充斥着罗马式的祈祷文。
       2.3对神职人员礼仪着装的影响
       祭服是神职人员在弥撒礼仪中的一种着装,祭衣又称祭披礼服。罗马教会宫廷化的进展,使主教们的礼仪服装越来越趋于皇族贵胄的着装。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赋予了这些服装特殊的意义,最终成为独特的神职人员的礼仪服装。1983年问世的教会“法典”第929条规定:“司铎和执事在举行感恩祭和分送圣体时,应按礼节要求穿礼仪所规定的服饰。祭衣的区别主要是在颜色上有不同的要求, 按历史沿用下来,一般分为白,紫, 绿, 红, 黑等几种颜色,主要是根据教会礼仪年中的周期,以及各种庆节的要求规定的。随着梵二会议文献的贯彻和礼仪的改革,祭衣的颜色也有所变化。目前通用的白,紫,绿,红几种颜色作为常用祭服色。但是这样的改革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比如,教会传统要在殉道圣人的纪念日穿红色祭衣,而在某些地区,红色是非常忌讳的颜色,这就导致了信友们对礼仪的不理解。所以,祭衣的颜色及款式应该更加符合本地文化。
       当然,梵二后教会也应在圣乐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方面进行合适的改革。
       梵二蒂冈第二届会议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推行礼仪改革及本地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整个世界已起了很大变化:今日的世界已是个地球村,不论大家赞成与否,全球化席卷着每个角落,我们到底该如何在西方和中国之间、在革新与保守之间,尤其是在教会的普世性和地区性之间,掌握平衡是越来越重要的课题。
       教会的礼仪是由简单演至复杂,由复杂再到简单。从根本上说,教会是在复古而非创新——恢复基督时代的精神。圣比约十世的“在基督内恢复一切”(Restaurare Omnia in Chisto)和圣若望二十三世的“复新”(Aggiornamento)正是基于基督精神的表述。这两位伟大的教宗可说是基督主义的恢复者。希望追随基督者,能尽力听从耶稣在世的代表,推崇神圣礼仪的改革,使礼仪更自如的融入天主教的信友生活中。
注:本文为学生完成课时作业所写,其中诸多不足之处,如思想不成熟,格式不规范等,敬请见谅!



参考资料:
1、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编译,《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河北:信德社,2012年。
2、 毕尔麦尔(Bihlmeyer)等编著,雷立柏译,《古代教会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3、 潘家骏著,“梵二的礼仪神学”,《神学论集》(第130期),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02年。
4、 邹保禄著,“礼仪改革在梵二中的地位”,《神学论集》(第65期),台湾:光启文化事业,1985年。
5、 胡国桢著,“建立真实的在地基督徒团体——梵二礼仪革新的精神所在”,《神学论集》(第134期),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02年。
6、 潘家骏著,“教会礼仪的本地化”,《神学论集》(第134期),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02年。
7、 梁定国著,《世世代代》(讲义),河北:天主教神哲学院,2014年。